制造業融資難的原因和表現
日期：2022-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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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底，一則權威數據：時隔10年，2021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再次正增長，以總量31.4萬億元連續12年位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 并且，2021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27.4%，同比提高1.1個百分點，時隔多年終于實現正增長。
但今年3月以來，因疫情復發，制造業受到沉重打擊。受訪專家均認為，制造業企業遭遇不同程度的生產經營受阻情況，其中很多中小微企業開始面臨生存的極限挑戰，在融資難、融資貴這些老大難問題上更為明顯。
5月26日，央行印發《關于推動建立金融服務小微企業敢貸愿貸能貸會貸長效機制的通知》（簡稱《通知》），從制約金融機構放貸的因素入手，為小微企業紓困。受訪專家均表示，政策或許還可以更“解渴”，從政策引導、風險共擔、數字技術等方面找到破局之道。
“銀行為什么貸款給你？”業內的普遍共識是，在融資的難易程度上，大型企業和中小微企業呈現出兩極分化。
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向《中國報道》記者表示，大企業尤其是具有國資背景的企業，因生產經營情況較好和具有較高的信用資質，往往能夠便捷地獲得資金支持。中小微企業囿于規模小、抵質押不充足、信用資質不高，金融機構出于風險控制考慮，在向它們提供融資支持時動力不足。
我國是制造業大國，制造業企業數目龐大，2020年達到了384萬余家。每5年進行一次的全國經濟普查中，最近一次普查數據也表明，2018年末1807萬家中小微企業法人單位中，中小微制造業企業占到了324.3萬家。
“中小微企業普遍融資難，但制造類企業并非是最突出的。”在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創新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顧煒宇看來，此類企業一般重資產運營，有生產設備，中型的企業甚至有自有廠房，用這類資產作抵質押品，“往往比貿易型企業或者其他一些面向終端的企業更容易被金融機構接受”。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對此表示認同。他指出，制造業企業的資產尚在，受疫情沖擊最大的是交通運輸、餐飲酒店、文化娛樂、休閑旅游等服務業。今年一季度，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2016年以來的最高值，投資、出口對制造業的拉動作用明顯，“也從側面說明制造業融資難問題沒有那么嚴重”。
但顧煒宇強調，制造業企業的生產設備等資產又與土地等資產表現不同——一般具有資產專用性，銀行很難處置。據他觀察，這類企業融到資金后還面臨兩方面困難，一是利率壓力大；二是融資規模小。“因此相比融資難，企業平時對融資貴感受更深一些。但如果疫情持續沖擊，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顧煒宇向《中國報道》記者坦言。
徐洪才將制造業企業面臨的困境主要歸結為兩方面，一方面是局部地區的疫情管控沖擊供應鏈穩定，致使零部件斷供，工廠不能正常開工；另一方面是石油、鋼鐵、水泥、糧食等基礎性原材料價格上漲，直接增加了生產經營成本。兩相夾擊下，相應的壓力也向下游中小微制造業企業傳導。
“但是傳導機制并不通暢。”徐洪才向《中國報道》記者分析稱，下游的中小微企業本身產能過剩，競爭充分，企業難以通過漲價的方式對增加的成本進行消化。此外，它們的很多產品和服務關系民生事業，“從這個角度講也不能隨意漲價。”持續的成本擠壓和供應鏈沖擊下，多數中小微企業基本上已經處于停工或半停工狀態，有的甚至“躺平”。
據廣東汕頭一家新材料加工企業的負責人觀察，同類企業前期基本上難以積累到利潤，金屬材料成本、石油成本、用工成本目前均上升，再加上客戶壓價，企業現金流嚴重不足。他向《中國報道》記者坦言，大環境不好，機器等專門的生產設備也不能很快轉向其他生產，“銀行看不到還款能力，為什么還要貸款給你？這對于想要靠貸款撐過去的企業來說太難了”。
要建立風險分擔機制
包括減稅、降費、緩稅、退稅、免稅、融資等在內的政策已經密集出臺。記者梳理發現，2020年我國實施了7批28項減稅降費政策，新增減稅降費規模超過2.6萬億元。今年的退稅減稅規模為歷史最高，達2.5萬億元，支持方向包括制造業、小微企業等。
各家銀行也相繼推出與疫情防控以及復工復產相關的金融服務，比如，對符合條件、流動性遇到暫時性困難的中小微企業貸款、給予臨時性延期還本付息安排等。最新發布的《通知》則從制約金融機構放貸的因素入手，提升它們服務小微企業的意愿能力和可持續性，穩住市場主體。
受訪專家表示，中小微制造業企業融資難的原因當前更為復雜，要從多方面厘清。單從企業自身看，就可能因為自有資本不足、資產負債率偏高而不符合銀行的放貸條件。來自六大國有銀行的2020年年報顯示，批發零售業和制造業仍是不良貸款率較高的行業，其中，建設銀行、農業銀行的制造業不良貸款率分別達6.03%、5.08%。
“銀行也存在一些制約因素。”徐洪才指出，一些銀行同樣面臨自身資本不足的問題。此外，從經營管理角度看，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企業經營風險加大時，金融機構有順周期行為，再加上銀行的終身追責制度，負責人壓力變大，不敢貿然放貸；從業務發展角度看，金融機構內部對普惠金融缺乏激勵，難以調動相關工作人員的積極性。
《通知》要求，健全容錯安排和風險緩釋機制，強化正向激勵和評估考核，做好資金保障和渠道建設，推動科技賦能和產品創新，讓金融機構敢貸、愿貸、能貸、會貸。
徐洪才表示，容錯安排機制非常重要，是指在“非常時期”，從政府監管機構、企業再到個人都要轉變思維，提高對不良率的容忍度，金融機構自身也要探索一套簡便易行、客觀可量化的內部認定標準和業務流程。他指出，風險緩釋機制則涉及進一步健全風險控制管理體系，提高中小微企業貸款的風險識別預警處置能力，特別是落實好普惠小微貸款不良容忍度監管要求，優先安排小微企業不良貸款的核銷。
顧煒宇長期關注金融系統的穩健性，并強調政府要更好發揮作用。他表示，我國中小企業主要的融資渠道是銀行，其他直接融資市場，如股權融資、債權融資等加起來只占到社會融資總量的百分之二十多。當前，經濟發展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與疫情、國際形勢疊加在一起，中小微企業經營風險加大，基于信用管理和規模經濟兩個特點，銀行會降低放貸積極性并謹慎控制風險，“但當出現壞賬風險時，會首先侵蝕銀行利潤，風險很大或者風險大面積出現時，就有可能侵蝕銀行資本，甚至引發系統性沖擊”。
顧煒宇向記者表示，政府應該做的是用資金發揮杠桿作用，成立風險基金，與向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銀行建立風險分擔機制。“如果風險有人承擔了，或者說有了分擔風險的機制，銀行少掙一點多掙一點，只是利潤問題。”
“企業拿到資金后，遇到像物流封控等影響生產經營的因素，政府再通過暢通供應鏈等各種措施，包括此前提出的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舉措，為中小微企業的發展營造條件。”顧煒宇說。
數字技術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通知》要求，強化金融科技手段運用，創新風險評估方式，提高貸款審批效率，拓寬小微客戶覆蓋面。加快推進涉企信用信息共享應用，對小微企業進行精準畫像。在提升“會貸”水平上，政策強調了數字技術的重要性。
不只制造業，于所有中小微企業而言，普惠金融都極具意義，且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受訪專家表示，目前基本上所有的商業銀行都將普惠金融作為主營業務之一，這也對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和金融機構提高數字化技術應用水平提出了挑戰。
顧煒宇指出，通過數字化手段，特別是物聯網技術的發展，金融機構能夠便捷獲取傳統普惠金融難以獲取的小微企業數據，較為準確地評估企業，在為正常經營的制造業企業提供融資支持的同時實時監測企業運營，降低銀行風險，比如，由于信息不對稱給銀行帶來的逆向選擇風險、企業改變貸款用途引發的道德風險等。
曾剛表示，數字普惠金融創新很好地契合了服務實體經濟、支持薄弱環節的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一些銀行也進行了有益嘗試。例如，建設銀行通過先期白名單主動授信，探索全流程線上融資模式“小微快貸”；網商銀行則主要依靠互聯網運營的模式，實現三分鐘申貸、一秒鐘放款、零人工介入的“310”貸款模式，累計為4553萬小微經營者提供數字信貸服務。
但在顧煒宇看來，數字化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精準滴灌”意味著精耕細作，銀行要細分客戶群并設計一些差別化的特色產品，“這必然要增加客戶經理”。理想的情況是社會整體實現數字化，金融機構能夠完全在線上捕捉數據并進行識別和風險管理。但顧煒宇表示，對于中小企業，尤其是制造業中小企業來說，內部如果沒有數據積累的條件，業務上也沒有驅動力讓它們在相關方面投入成本，數字化手段發揮的作用可能就是有限的。
“可以肯定的是，隨著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行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技術會為包括制造業在內的中小微企業融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顧煒宇向記者表示，金融機構應加快數字化改造，從而減少信息不對稱，使銀行準確識別評估和管理風險，進一步擴大經營規模，發揮規模經濟效應。
文章來源：《中國報道》 記者 陳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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